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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双璧指的是哪两个(乐府双璧和乐府三绝)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乐府双璧指的是哪两个(乐府双璧和乐府三绝)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乐府诗以其质朴天然、情感真挚而著称。而在乐府诗中,北朝的《木兰辞》和东汉的《孔雀东南飞》,以其流畅的表达和叙事手法,以及曲折动人的故事,被人们称为“乐府双璧”。

《尔雅》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

璧,璧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的玉质环状物,常用于代指美玉,以白腻无暇、滑如凝脂为上品,例如和氏璧。 玉璧是珍玩中的上品,故有“黄金有价玉无价”之称。可见这两首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传吟千古的乐府诗中,《孔雀东南飞》能够有如此之高的地位,首先,这首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诗350句、1700余字,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坚贞不渝的爱情,读之栩栩如生,人物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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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以近乎白描的叙事手法,对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孔雀东南飞》能够在近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传唱不绝,不正好说明了它丰沛的艺术魅力和文学内涵吗?

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在今天仍然充满着现实主义的投射,婚姻、爱情、家庭和伦理,从有人类产生以来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所以这首诗的魅力能够跨越千年不减。

在这首诗中,一个在封建礼教下懦弱无能的小吏,一个独立自主刚烈无比的女子,一个宠子无度蛮横专制的母亲,一个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兄长,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副栩栩如生的东汉图景。

《孔雀东南飞》的艺术价值不仅止于此。这首诗曾经被收入中学课本并要求背诵的,初读,只觉得焦母专横严厉,焦刘遭遇可悲。年长之后,能够从诗中读出坚贞、责任、执着,而当有了一定的阅历和知识丰度之后,却能够从诗中读出封建王朝两千年的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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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地大,父母最大,以孝治天下成为封建王朝的精神内核

如果用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代入《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框架,很多人会觉得不解:焦母为何有如此大的“威权”,活生生地将一对恩爱夫妻拆散,而那焦仲卿,堂堂七尺男儿,竟然畏母如虎,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赶出家门,最后被逼得自缢身亡。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这原本是一起很平常的婆媳冲突,婆婆却要上升到拆散这对夫妻的程度,并且已经帮他找了新的对象。焦仲卿跪在地上乞求,并且发下毒誓:如果你把兰芝赶出家门,我就再也不会娶别的女子了!

焦仲卿并不是没有反抗,他对妻子深深的爱让他勇敢地对抗自己的母亲,可是焦母亲的反应更加激烈。她“槌床大怒”,就是用手使劲在床上捶打,“你是我的儿子,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居然帮那个女人说话!”焦仲卿无奈之下屈服了。

这就是“礼教”的力量。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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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从本质上来说,它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套礼仪、伦理规范,而“礼教”的演变和形成,却有着异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套学说,正是汉武帝所急需的一套伦理治国规范。

从历史上来看,汉武帝称得上雄才大略,在他执政期间,开疆拓土,武功赫赫,与秦始皇并称为秦皇汉武,但此时封建王朝统治基础仍然处在完善当中。

在汉武帝之前,汉朝推行的黄老之治,这套学说让久经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出现了封建王朝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但是到了武帝时,他却需要一套行之有效、能够为世人接受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董仲舒此时提出的“独尊儒术”,正中汉武帝下怀。

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之所以在汉武帝之前从来没有得到过重视,是因为它缺乏现实基础,缺乏可行性。董仲舒是个聪明人,他所要“尊”的儒术,既承自春秋儒家,又创造性地吸取法家、道家以及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可谓与时俱进。

这套学说与现实接轨之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推广下,封建王朝拉开了外儒内法的大幕,它神化了君权父权、维护了封建秩序,切合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求,它所提倡伦理纲常成为两千年来的文化正统和思想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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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时代,这套与时俱进的学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进步思想,但是,它在为封建统治阶级背书的同时,它所提倡的许多内容也带来了极其负面的效果,例如大力提倡的“孝“治。

以“孝“治国的理念,在历朝历代都得到推许,它是封建统治中君臣父子等级观念的体现,究其根本,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当”孝“成为一种行为观念时,在民间就产生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愚孝”。

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晋代的郭巨,非常孝顺。父亲去世后,他独自奉养母亲。后来家道中落,变得非常贫困。他的儿子才三岁,母亲经常少吃几口,省下食物给孙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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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母亲这样疼爱孙子,郭巨却感到不安,他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有,母亲却只有一个,不如把儿子埋了,节省口粮供养母亲。于是郭巨挖了个坑准备埋掉儿子,却在地下挖出了一坛子黄金,上写”天赐孝子郭世“的字样。

故事中郭巨的“埋儿奉母”的行为感动了天地,所以赐他黄金。郭巨从此又过上了好日子,不仅能够孝养母亲,还把儿子也养大了,他孝顺的美名为天下人所称颂。

但是这个故事读完之后,却让人毛骨悚然。为了母亲埋掉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人哪作得出这样残忍的决定?更可怕的是,他的妻子、母亲都没有反对!而天下的人,也对这种行为表示赞许。

这个故事是劝人“行孝”,宣扬的是孝子必有好报,但是,如果郭巨挖不出金子咋办?那么三岁的儿子是不是就要被埋掉?再进一步推理,如果埋掉了儿子,还是养不起母亲,是不是要把妻子也埋掉?

这样残忍的故事却因为披上了“孝”的外衣,居然成为美德故事,并且在民间广泛流传,在“二十四孝”中,除了埋儿奉母之外,还有卧冰求鲤、 恣蚊饱血这样的故事!可见”礼教“在当中人们心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封建王朝统治下对人性的扭曲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令人发指!

那么,焦仲卿对于母亲的屈服和顺从,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焦母身上挖掘出更多的细节。焦仲卿丧父,是母亲把它抚养长大,不仅助长的封建家长的权威,更让焦母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恋子情节,导致她做出如此违背人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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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吏:人生无法跨越的鸿沟

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为何执意要把刘兰芝扫地出门呢?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从诗中对刘兰芝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女子,纺织、女红、音乐、诗书都非常出色,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

即便是这样一个聪明贤惠的女子,在焦母眼里,却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儿子。那么,焦母眼中的儿子,到底有多优秀呢?在诗中,焦仲卿的身份,是庐江府小吏。

我们经常把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称为“官吏”,但实际上,官和吏在政治架构中的地位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从出身和社会地位来看,官是由朝廷统一任命的,是有编制的“命官”,是封建王朝有编制的“国家干部”享受百姓供养,国家发放俸禄。

“吏”员是官员自行招聘的工作人员,是为官员驱使和服务的,他们没有正式编制,靠“依附”官员获取报酬。焦仲卿就是服务于庐江府的吏员。

而从个人前途上来看,官员有正常的升迁渠道和晋升通道,只要在任上没有出什么大娄子,没有得罪高官大员,通常三年一考察,就能够得到晋升。

小吏就悲惨多了,是没有任何晋升渠道的,一旦为吏,终生再也没有当官的可能。再能干也是吏,只能靠给官员服务维持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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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层固化的封建时代,官和吏之间始终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如果再说苛刻一点,官府中的吏和捕快、更夫、狱卒等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官府中的“雇佣人员”“编外员工”,只是看起来比这些靠“体力”吃饭的要光彩一点而已。

吏的出现,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传承和现实因素。当周立国之后,直到秦早期,实行的都是“世官制”。这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世袭”,血统决定一切,爵位、官职、封国都可以世袭。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卿、士大夫,都是能够世袭的。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无法形成有效中央集权的先秦时期,这种分封的方式切合了当时的实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了战国晚期之后,这种制度的弊病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既然下层的百姓再努力也无法打破阶层壁垒,那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去作战、耕种呢?于是借“商鞅变法”,秦国开始引入军功爵位制度,让普通士兵通过努力可以变成拥有土地和财富的地主,极大调动了士兵的作战积极性。

秦国能够灭六国、一统天下,这套制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能够让“草根”看到上升的希望,故秦之强,不在于兵器有多么先进、训练有多么残酷,而在于它点燃了人的欲望。但是这样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战争时期可以通过获得军功提升地位,和平年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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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用试图用“察举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察举制度,就是由地方的长官通过考察、建议,把自己辖区内的优秀人才推荐到上级和中央,经考核之后授予官职。

察举制汉始于汉高祖十一年,以刘邦颁布《求贤诏》为开端,到了汉文帝时期,明确规定了察举科目以及应试方式,而它的正式确立却立和成熟却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

在董仲舒提出以儒治国之后,以儒术取士也成为察举制的核心,举茂才、孝廉、贤良方正,对考察对象的年龄、学问、品德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察举制确实给了普通人晋身的机会,但它并没有解决公平问题。地方长官在考察人才时,根本无法避免个人好恶、亲疏远近。到了三国两晋时期所采取的九品中正制,依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官官相护、唯亲是举、沽名钓誉、世袭为官成为普遍现象。

直到隋朝正式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才真正为寒门士子打通了一道向上攀登的小道。 尽管这条路很难走,但依然有无数平民百姓的孩子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他们其中的优秀分子,在华夏文明史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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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度解决了官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吏”的问题。官员要对一郡一府实现有效治理,光靠几个“官”是杯水车薪,就算他们长出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于是就出现了“吏”这个特殊的群体。

“吏”通常由政府招聘,成为吃“公家饭”的编外人员。吏是没有俸禄的,他们的报酬由长官自行解决。这些基本上没有任何升迁希望的小吏,他们工作的动力从哪里来?无非一个利字!

小吏虽然没有官身,却代表官府对基层百姓实施治理,他们缉捕盗贼、收取赋税、治安行刑,直至包揽诉讼、鱼肉百姓,成为地方上的一害。

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没有升官的可能性,那我为什么不多捞点钱呢?

不要小看一个吏的能量,对百姓来说,吏就是官,在巧妙的操作下,他们也拥有了对百姓的生杀予夺权力!能够担任吏员的,要么是当地大族的子弟,要么是地方上的豪强,要么是走了门路有点关系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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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官员是三年期满升迁或者调动,是要走人的。吏却是本乡本土,他们往往会架空官员、欺上瞒下、横征暴敛、上下其手!而官员却离不开这些能够帮他做事的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在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中,正是数以万计的小吏,撑起了基层政治的“重任”。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把小吏为害百姓的恶行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吏员的名声并不好。

所以,那焦仲卿虽然在刻度,只是个小吏而已,可他的母亲仍然觉得刘兰芝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可悲!可叹!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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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有弃妇,求者终不绝:汉朝开放风气背后的政治逻辑

刘兰芝被焦母赶回家之后,情况如何呢?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刘兰芝被赶回家之后,也就半个月的功夫,县令就派人上门说媒,想让自己的三儿子娶刘兰芝。刘兰芝没有答应,婉言谢绝了。可马上太守又遣媒人上门,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求亲。

刘兰芝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为什么会不断有人上门求亲?而且并不是普通人家,是县令、太守这样有官员身份的家庭。

一方面,刘兰芝姿容出色、贤惠温柔,另一方面,可能刘家在当地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宽松、观念开放,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远比后世要高得多,有权利、有条件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卢牖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汉书陈平传》

汉朝开国功臣陈平,他的妻子曾经五次嫁人,最后嫁给了陈平。陈平是胸有大志的奇才,为何会去娶一个结过五次婚的女人?这其中固然是因为张家富裕的原因,但是以陈平的容貌才识,这些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关键还是他喜欢这个女子,并且不在意对方的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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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传奇的是汉武帝的姥姥和母亲。

汉武帝的姥姥臧儿,原本是燕王臧荼的孙女,嫁给王仲为妻,生下了汉武帝的母亲王娡。王仲去世后,她又改嫁长陵田氏,生了个儿子叫田蚡,即汉武帝的舅舅、宰相。

更为传奇的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到了婚配年龄之后,嫁给了金王孙为妻,还生下了一个女儿,日子过得也不错。可这时候有个算命的,说臧儿“二女皆贵”。她想方设法让王娡和金王孙离了婚,又把女儿送入太子宫中,成为景帝的妃子,并生下了汉武帝刘彘。

要知道,王娡是个离过婚的女人,而且跟前夫还有一个女儿,就这样的身份,却居然成为大汉太子的妃子,最后成为大汉的太后,可见汉朝的风气有多么开放!

而汉武帝的姑妈也同样如此。长公主刘嫖嫁与堂邑侯陈午时为妻,并且生下了陈阿娇,也就是汉武帝的皇后。而陈午死后,刘嫖又和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董偃在一起,这种关系还得到了汉武帝的承认,称董偃为“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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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也经历了多次婚姻,先是嫁给了开国功臣曹参的孙子、平阳侯曹寿。曹寿死后,又嫁给了开国功臣夏侯婴的曾孙、汝颖侯夏侯颇。最后才嫁给了大将军卫青。时人视之为常,并没有什么风言风语。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更为脍炙人口的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卓文君丈夫去世后在家寡居。司马相如非常仰慕她,想方设法接近卓文君、引起她的注意,最终带着美人私奔回了成都。

能够写出《子虚赋》《上林赋》这等华章丽辞的司马相如,声名闻于帝王、才华为世人称颂,在察举制举官的汉武一朝,有着可以预见的大好前途,可他却丝毫不嫌弃卓文君是寡妇。

与焦仲卿同时代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位高权重,可他的几个女人却曾经都是他人的妻子,例如何进的儿媳妇尹夫人,例如张绣的婶婶邹夫人,例如秦宜禄的妻子,都被曹操收入房中,感情还特别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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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娶了袁绍的儿媳妇甄氏,最后还立其为皇后。就连刘备,在入蜀成就霸业后,立为皇后的也是刘瑁的遗孀吴夫人。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汉时女子再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就连最尊贵的皇室,也丝毫不因婚史而轻视女子。且女子再嫁之后,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刘兰芝还家之后,县令和太守都来求亲,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刘兰芝的优秀。

那么,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三纲”,其中有“夫为妻纲”的说法,为何没有得到贯彻呢?一种观念能够为世人所认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封建礼法“从一而终”的观念,在民间不可能马上被推广和认同。直到宋代之后,这种观念才逐渐被人们所认可!

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汉、三国、乃至魏晋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战争频发、人口锐减,提高生育率、增长人口成为当务之急,这实际上是妇女再嫁的内因。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刘兰芝再嫁,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也不会受到冷遇和歧视。可她深爱着焦仲卿,最终还是投河自尽,而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不知道焦母知道这个消息后,会不会后悔地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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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六年春,策所置庐江太守李术闻策死,遂不从命,乃与权书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还。”权怒,自征之,枭首,屠其城,徙其部曲二万人从东渡江。《建康实录吴上》

历史是残酷的,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固然流传千古,成为爱情坚贞不渝的象征。但是在建安六年,孙权攻破了庐江府,斩了太守李术,并实施了屠城。作为庐州吏员的焦仲卿,如果尚在人世,恐怕也免不了一死。

书写历史的纸张固然轻飘,但是文字承载的重量却厚重如山。《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故事,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沉重与无奈,却让人扼腕叹息!

两千多年间的封建王朝,真正的盛世屈指可数,皇图霸业、千秋功业于百姓何加焉?斗升小民所求,无非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安喜乐,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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