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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哪个重要?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区别

最新一季《中餐厅》中,黄教主那声”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直接点爆夏日的烈阳。人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领导与之对比。当人们一吐槽,我们才发现这种只重视”完成指标”的领导,在中国竟然随处可见。扣除教主那种”外行领导内行”式的领导外,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不关心经过,只关心结果”的领导。明明是他们自己定下的公司规章,不允许随意加班。但是,又喜欢让员工在短期内完成无法完成的工作量,迫使手下无偿加班。

【讲道理教主原话是让杨紫去看医生,可惜用词实在太像某些领导】

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哪个重要?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区别

仔细回想,这种”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的思维,几乎烙印进国人的文化基因。绝大部分中国人都闯过几次红灯,仅仅是为省去2-3分钟的等待时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每十万中国人便有18.8人死于事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7.4。若单算同等富裕程度的国度,那中国的事故率远远超过大部分国度。国内外的许多社科人员给中国人贴上”不守规则,只重结果”的标签,并非无的放矢。

【2011年的交通事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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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的心理究竟来自哪里?

历史上的”结果正义”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重视结果”在司法上有一个专有名词——结果正义。它对应法学生最常挂在嘴边的”程序正义”。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很好理解:前者重视结果的正确,哪怕执行的过程不符合司法条例也无不可;后者热衷于按部就班地照着规章制度去做,哪怕所有人都知道犯人是谁,只要他能过”司法鉴定”这一关,那便算无罪。(参考辛普森杀妻案)

【有记者采访美国民众如何看待”辛普森杀妻案”,大部分的回答为”肯定是他干的,但我觉得判得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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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讲究”程序正义”的时期。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纷纷将各地的”习惯法”整理成文,并刻录在铜鼎或者竹简上。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时的司法非常重视程序,哪怕明知这么做会带来”坏结果”。比如著名的”荆轲刺秦”,殿外的卫士只需要推开大门便能拯救自家大王。但按照法律,没有王的号令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进入大殿。所以,卫士和大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始皇被荆轲追杀却无计可施。

【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图穷匕见”的典故,却不会关注过程中的”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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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程序可以得到如此尊重,与法律的”接地气”有关。哪怕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也必须吸收败者的部分律令作为补充才行。以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为例,其中有一份《效律》讲述了地方物资的管理以及审查制度。但是,同一份竹简中已经出现了《仓律》(注:秦国原本的律法)。现代学者考证,这是秦国律法在被征服地区出现水土不服,迫使官员们采纳一些被征服者的法律。

这印证了法律系统的先进与否还在其次,关键是能否被人民所接受。现代法学生穿越到两千年前,恐怕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他的所学在当时根本不被人理解。

【穿越者最好还是像原著中的项少龙一样,是一位2米多的特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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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民族的人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司法体系。同一国度的人也会因为地域的阻隔,使用两套迥然不同的法律。秦始皇完全统一七国后,下令在全国范围统一度、量、衡,并且废黜六国旧习,改用秦国的法律。可是,偌大的中国地形十分复杂,号称”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秦国在关中地区可以推行的法律,硬是套在其他六国,注定会引发激烈反弹。

虽然实际执行的时候,官员们会吸收一些被征服者的法律,作为二者之间的缓冲。但是,相对于中央的高压政策,这点缓冲根本于事无补。被征服的六国与秦国中央的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而且愈演愈烈。以楚国人为例,地处南方的他们有着很浓郁的巫术传统,敬鬼神、拜天地。楚地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喜欢在办事前占卜一下,这与秦人重视纪律、等级的习惯迥然不同。楚国所辖的领土有大部分密布原始雨林,根本没办法建立起秦制的中央集权。所以,楚国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分封制度,各地习惯于听从各自的封君而非中央的流官。这些封君有秦军南下时的带路党,也有项氏叔侄这样反抗者的后代。每当秦王试图强化秦律在楚地的影响力时,楚国人就会在各自主君的带领下,反抗秦国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律法。

【六国贵族最终成为灭秦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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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秦朝在六国的剧烈反弹下走向灭亡。后世历代王朝吸取秦王朝的教训,对地方豪强不敢压迫太甚。虽然,历代王朝都用着同一部法典,可是实际操作时会让地方官”便宜行事”。相对怀柔的政策下,地方力量不再像六国勋贵那样直接用暴力对抗中央,却也失去了对法典的敬畏之心。地方官只需要用各种手段完成中央指标,让自己的履历本看上去很漂亮即可。他们行使地方司法权时,不再像战国王室、贵族那样严格地遵守法典程序,而是偏向于”结果正义”。

【相比武德充沛的先秦贵族,后世地方官德性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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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沙化的社会,缺乏监督的个人

将”追求结果”描述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无疑是有失偏颇的事情。人类本能的惰性,希望通过更简洁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如果人类是老虎这样的”独行侠”,那么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可是,人类终归是群居生物,若事事按照个人想法行事,集体将失去秩序。因此,集体的组织结构越是严密,每个人受到的监督越多。

【历史上的维京人便以遵守规则和秩序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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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有名的维京海盗就是程序正义的产物。根据北欧习惯法,一个维京战士按部就班地完成了首领的指示,导致整个劫掠活动的失败。首领也不能因此处罚这名战士,更不能将锅甩给他;反之一名战士没有按照首领的命令行动而成功,首领也有权将其处决。

这套规则束缚着维京社会的所有人,包括上位者。哪怕某人贵为伯爵,想要杀死某个农民,也必须经过审判。如果自由人大会宣布农民无罪,伯爵也会束手无策。

【维京传奇中的男主角曾被伯爵逼入绝境,但通过习惯法中的”决斗”,一举扭转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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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维京社会的法律能做到这一点,和维京人自发产生的监督规则密切相关。斯堪迪维纳亚气候寒冷,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必须通过贸易和劫掠。无论贸易还是劫掠,都需要严密的组织配合。在这个组织网络中,所有人是所有人的监督者。维京首领有权分配每次劫掠所得的战利品。但是,首领分配战利品的过程必须透明且公正,在场的所有战士都是他的监督者。如果有人觉得首领的分配不公,侵犯到了自己的个人权益,便有权提出决斗。胜利者将拥有战败者的一切,包括地位与财富。

【维京人的战斗力来源于他们公平的社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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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以前,中国社会也如维京人一般运转。地方豪强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坞堡,统辖成千上万的部曲。由于交通不便,再加上朝廷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地方上逐渐形成自己的秩序规则。电视剧《破冰行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某个村子全村贩毒,领头人需要按照古老的宗族程序给全村人分配利益。如果某个人触犯了这套程序,无论他是谁都将被全村排挤。中古以后,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青年人逐步往城市移民。大半个中国的宗族体系便随之瓦解。

除了维京人和中国宗族这种自发产生的监督机制外,官府也可以做到监督所有人。但是在古代,由官僚机构发起”自上而下”的监督有两条致命伤:1. 软件上,司法机构处于皇权之下,皇帝有着最终的解释权。这导致监督机构只能监督草民和低级官员,无法限制上位者。2.硬件上,中国古人的统计学无法做到 “管理到每一个人”

【今天只有福建两广等地还保留着原始的宗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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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十分容易理解,今天依旧有许多人相信”法律是上位者用来统治大部分人的工具”。后者可能会让很多人疑惑——统计户口有这么难吗?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可能会对黑户有着非常直观的印象。当年,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许多家长在生下女孩后,选择不报户口让自己的女儿变成黑户。这个固然无法让孩子享受正常的教育和医疗,却也躲避了国家力量的束缚。

今天尚且无法做到统计每一个人,何况数学要差得多的古人?因此,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代人口数据,大部分是现代学者根据考古与档案推测的结果。古人自己的统计,往往以”户”作为基础单位,很难像今天一样统计到个人。自然就没办法用司法手段给每个人一定监督。元以后,中国朝廷开始偏向小政府模式。明清更是将”息讼”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除非大奸大恶不然官府都懒得管。

官府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去监督,传统的氏族体系也被瓦解。人们的行为没有了集体的强力约束,开始按本能的”结果正义”行事,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利益。

爱冒险的中国人

官府带头追求”结果正义”,社会又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导致中国人做事”走捷径”。可是,真正促使中国人热衷于违反秩序的原因是违反秩序所得到的利益过于丰厚。今天人们常打趣”赚钱的办法都在刑法上”,古人也喜欢说”人无横财不富”。

相比欧洲和中东,古代中国对商业的限制更为严厉,暴利行业都被官府收归国有。在汉武帝之后,历代帝皇都实行对盐铁的专卖,有时连酒水实行专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对古代中国人而言,按部就班地赚钱实在太难出头。朝廷的禁令让守法的百姓无法分得一杯羹,也变相提升了违反司法的收益。明清两朝都限制私人资本造船出海,却催生出一大批半商半盗的巨富。他们的存在又给内地的人民巨大的刺激,进一步推行”结果正义”的价值观。虽然,人民只看到成功的走私商人,无视了埋葬于大海的出海者。

【VOC是东印度公司的缩写,郑芝龙曾隶属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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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廷对那些已经通过”违反秩序”发了横财的人采取拉拢、收买政策。例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多次袭击明朝沿海,并通过走私贸易获得海量财富。但他曾师从东印度公司,有着远东最强大的舰队。最后,明朝选择招安他,并给了一个游击将军的官职,还让他儿子进国子监。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中不胜枚举。他们无疑做了一个极其恶劣的榜样——不在乎你曾做过什么,只要成功一笔勾销。

【郑芝龙师从东印度公司,他对海军统御力在华人圈中无人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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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霍夫施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中国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在世界范围内偏低。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是管理学上衡量某种文化中的成员面对不确定情况感到威胁的程度。霍夫施泰德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的分为30(满分100),在主要国家文化里面偏低。美国人常被认为富于冒险精神,敢于挑战未知,但美国文化不确定性规避得分为46分,比中国要高得多。

【荷兰学者霍夫施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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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更强调对财产、机会的冒险程度。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早,诸多社会习俗体现着理性化的原则,多数人本能地回避高风险高回报的决断,尤其当涉及投资、理财等领域时。

他们给人敢于冒险的印象,都是在户外活动之类的领域——在西方高福利社会,即使是不循常理的叛逆生活,风险也较低。而现代化、市场化仍在进程中的中国,冒险精神恰恰反过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此火爆,股市中散户比例之高,都是中国人冒险精神的很好注解。

【皇家墨尔本赌场的顾客有64%为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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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固然偏激,却也折射出不少中国人的心理。真去杀人放火发财之人无疑是少数,但通过”走捷径”获取巨额的国人回报却比比皆是。2013年,中国人在大陆严厉禁止赌博的前提下,输掉760亿美元。这个数据在当年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据只统计了输掉的金额,并未统计败者的地区。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有巨量的华裔,澳洲、加拿大等地更是有着海量的中国移民前去赌博。直接隶属于中国的赌博圣地——澳门,也没有被算入结果之中。

【H2于2013年统计的各国赌博输钱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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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对国家禁赌的法律心知肚明,却依旧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一掷千金,仅仅为了一夜暴富的幻想。哪怕他们很清楚,自己真的通过赌博暴富的可能微乎其微。可是,触犯程序后”大发横财”的可能性,依旧催促着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将身家性命投入无底深渊之中。

结语

历史因素,缺乏监督,一夜暴富让历代中国人对”结果正义”趋之若鹜。万幸的是,随着普法运动的逐步展开,年轻人越来越有程序概念,尤其是生长在一线的青年人。那些登山、长跑爱好者,往往更享受运动的过程,而不怎么在乎自己是否拿到第一。同样,大众不怎么关心”一东”的主人和某个”假药停”是否成功,更关心他们曾做了什么事。人们对于那些依靠偷奸耍滑上位之人,也采用不齿的态度。这些现象都表明,中国人正在回到程序正义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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