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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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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pdf)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一篇非常典型的政论性历史著作,被恩格斯称赞为“天才的著作”。在人类文明中,史学著作可谓卷帙浩繁,但从未有哪一个学派的著作如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一样独特,也从没有哪篇历史著作具有如此强的方法论意义。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充分运用了唯物史观的视角,再现了法国1848年2月到1851年12月那段风云诡谲的岁月。在分析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脱变的历史中,马克思为我们清晰展示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观点。本文主要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本为基础,挖掘出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原著依据,从多个角度论述马克思如何在文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法。

一、 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由于人们的一切历史活动,都要基于已有的条件、资源、文化习俗等原因,所以才会出现了所谓“召唤亡灵”的行动,借用先辈们的声望和伟大的历史事件,来上演 新的“历史舞台剧”。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克伦威尔和英国人借用了《圣经》的语言和人们的认同感。法国1848 年革命就模仿1789年,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

人们在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下的行动,不是单纯的模仿历史,只是脱不掉历史的影子罢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说道:“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一切的行动都为现实而服务,为了获得现实的帮助或精神上的鼓舞,人们不得不重拾先烈的传统,从而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这里充分体现出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可超越性。

另外,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革命的理想往往与革命的结果存在不一致性。1848年的二月革命原本是要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由各阶级共同参政的共和国(七月王朝的政权则是被金融贵族所垄断),经过几年的反复折腾,其结果是1851年12月2日狡诈的波拿巴发动了政变,解散了立法国民议会,击败了共和派的反抗,逮捕了反对他的议员,进而在一年后正式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其政变的力量则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的士兵以及一批流氓无产者。从宏观方面看,革命的失败也是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例如: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派系林立,这直接导致了议会在面对行政权向立法权逼宫时的节节败退,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不惜牺牲整个阶级的利益。再如各阶级对劳动无产阶级的联合绞杀,使得 革命的进步性大打折扣;秩序党和十二月十日会对山岳党的排斥,对共和派的打击都不同程度的玷污了议会制度和民主原则,使得法兰西第二共和发生了蜕变。这些都属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是当事人在具体时空下对这一切都浑然不知,只有在整个事件结束以后,我们才能清晰的将其展现出来。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革命的理想与结果不一致就是一种必然了,事物是永恒发展的,而这样的发展必然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总之,二月革命的曲折发展,是由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决定的,尽管有这样的曲折,但它为新的革命进步准备了历史条件。

二、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所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实际上就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原则。由于“社会存在”这一概念过于抽象,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细化为三个方面,即: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其中生产方式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主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以上种种构成了社会存在,它决定着人们的观念、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甚至是理想信念。与之相类似的一个原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基本构成要素是所有制形式,而上层建筑则分为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前者是指法律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后者则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政党、国家制度、立法与司法制度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之间有很大的交集。

既然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严格受到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等因素制约的,那么这种制约关系是如何体现的呢?马克思通过阐述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高尚的”政治信念和“不光彩的”物质利益间的关系,很清晰的解答了这个问题。在 1849 年 5 月以后,秩序党和波拿巴成功的将共和派排挤出局后,秩序党摇身一变成了国民议会的主人,要知道在此之前,秩序党仅仅是波拿巴总统的一个内阁而已。把持国民议会的秩序党是由两大利 益集团组成的,一个叫正统派,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这些人在波旁王朝时期享有高官 厚禄和极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他们就是波旁王朝的化身;另一个则被称为奥尔良派, 代表大工业家和金融贵族的利益,他们是七月王朝的化身,1830 年推翻波旁王朝的正 是这个阶级。可以说国民议会为这两个利益集团找到了暂时的平衡,使他们得以在波拿巴政变前“共和”执政。

在后来的历史中,第二共和覆灭了,其重要原因在于秩序党的分裂,即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分道扬镳,并且连同其利益集团内部都出现了裂痕。难道纯粹是因为 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吗?或许有人会说正统派要为百合花而战,他们有自己的保皇主义。那么奥尔良派呢?当然是为紫罗兰而战!。马克思的尖锐之处就在于,他给了这些“理想主义者”一记重重的耳光,他指出:“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 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 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 竞争。”。可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许多分歧并不来自政见,而是来自利益,正所谓“利不同不相为谋”。[2]

有意思的是处在该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们对于这一点是很难认识到的,就像迷失在丛林里的人很难看到森林的全貌,他们认为自己的观念、想法纯粹是建立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之上的,丝毫不在意周围环境和历史背景对其产生的影响。部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单纯的以为自己就是在为“旧日的回忆”、高尚的理想、美德与荣耀在奋斗,完全忽略了背后的利益动因,或者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为此,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马克思似乎生来就是那些伪君子和“道德家”们的宿敌,他在文中补充了一个例子, 说的是英国的托利党曾经宣称自己忠于王权和教会,热爱旧日的英国宪法,可直到最后的危机关头,他们才承认自己仅仅是热衷于地租。

三、 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前面已经谈到,物质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而现在要谈的生产方式则是更为深刻的决定性因素,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1851年的法国遇到了一场工商业危机,其情状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2月底,输出比1850年减少了一些; 3月,商业衰落,工厂相继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还是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 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不过法国的资产阶级似乎并不把所谓的生产方式的问题放在眼里,尤其是议会外的大工业家和金融贵族们坚持认为这纯粹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是议会无休止的与行政权进行斗争的恶果,他们只盼望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正如波拿巴说的,“法国现在需要的是安宁!”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金融贵族的心,直接导致1851年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波拿巴的支持。例如英国知名 杂志《经济学家》在1851年11月29 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3]可见波拿巴在金融贵族眼中是怎样一个角色。甚至于法国的记者只要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的野心,都会被资产阶级法庭判处巨额罚款甚至监禁。而问题的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政治斗争,这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出在经济上。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造成法国工商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指出:“1849 年和 1850 年是物质繁荣和过度生产程度最高的年度,这种过 度生产的结果直到 1851 年才显露出来。”由于资本主义这种周期性的过剩危机,加之 1851 年英国世界工业博览会对生产的刺激,直接导致了法国的经济问题。同样,这种 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也不仅仅影响了法国,英国也发生了商业恐慌。对于资本 主义的周期性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过详细的论述,并且在此后的历史中,这 样的危机每隔三五十年就会爆发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是 1929 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 经济大萧条,这次大萧条波及全球,并从经济上直接催生了法西斯主义,是二战爆发的 重要原因之一。大萧条中的美国,许多人失业,缺衣少吃,而牛奶厂的厂主却把大量牛奶倒掉,养猪场的场主则把成群的猪赶往密西西比河淹死。这就是生产过剩的典型案例, 我们并不能单纯的用道德来衡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其制度原因,可以说一个 好的制度可以引导人们向善,而坏的制度则会逼“好人”做坏事。

(二) 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导致产业资本循环的断裂

首先是棉价涨跌不定,其次是法国的生丝产量不足,最后是毛织业的飞速发展导致 羊毛产量跟不上,在羊毛稀缺的情况下,羊毛价格大幅上涨,提高了毛织品的生产成本。“这样,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就包含有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我们知道,产业资本循环如果断裂,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而 1851 年法国出现的小小的工业危机还算是幸运的。正是在上述这些生产方面的 问题的作用下,导致了议会外资产阶级的恐慌,是他们饥不择食的选择了波拿巴,他们 指望波拿巴能带给他们稳定的环境,以确保交易所的指数不至于使他们心脏病发作,但 他们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生产方式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波拿巴当然可以毫无顾虑的进行政变、复辟帝制。

四、阶级斗争角度的历史观分析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斗争最后的与最激烈的形式则是以推翻 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法国在1848年 欧洲革命期间,正是由于异常复杂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著作中提到,“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再加上大金融资本家——‘七月王朝’本身和‘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4],侧面反映出当时法国的阶级状况非常复杂,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十分尖锐。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法国1848年革命经 历了“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5]及法兰西第二帝国 建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次时期转变都伴随着剧烈的 冲突和激烈的斗争。

“二月革命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第二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六月事变后是在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第三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 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最终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 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6]。这段话提醒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抛开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单独研究事件。法国在短短四年时间中政权四次更替正是阶级斗争发展到高潮的结果。在研究阶级社会历史的时候,时刻要抓住阶级斗争这条主线,再分析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尤其是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任何一场冲突都不可能是独立的或 偶然的,“政治是战争的母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7]。每一次的革命和战争都是政治斗争到了不可调和时的产物, 而阶级斗争则是政治斗争 最激烈最突出的表现。 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从国外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到国内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每一场革命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革命的领导者、对象、参与者等都有不同的阶级背景。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通过人的活动体现。“阶级是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8]。 不同集团间的冲突,从不同程度上调节了生产关系, 阻碍或推动了生产力的向 前发展,成为阶级社会前进的直接障碍或直接动力。 因此, 当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时, 由阶级斗争而产生的矛盾、冲 突、改革都是不能忽视的。

五、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唯物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 强调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9]。历史唯物论主张的群众史观与历史唯心论主张的英雄史观是根本对立的。 而《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倡导唯物史观,主要强调人民群众在阶级革 命和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他们只要发一个信号, 人民就会用他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10]。 这句话强调了人民的力量,指出人民不但创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研究历史事件时,必须首先确定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所持的观点和立场。 人民创造了社会存 在的物质前提和精神财富, 人民决定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 研究历史实质上是研究人民创造的历史,必须坚持“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

但同时应当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受时代、阶 级等因素的制约,本身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过程。 路易·波拿巴之所以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而复辟 帝制, 除了受到大资产阶级支持外,“危险的诡辩家把统一 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11], 人民的力量被削弱了, 无法与大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形成对抗, 这时就需要 “英雄”出现领导人民创造历史。

唯物史观强调“时势造英雄”,即“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 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 样的人物来”。 恩格斯认为“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强调法国大革命的时 势造就了拿破仑这位英雄。 在美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 如此,美国人民最推崇的总统并非是出身贵族的“国父”华 盛顿,而是平民出身的林肯,因为美国人民认为:“没有这一 个华盛顿,还会有另一个华盛顿出现”,普通人民大众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同理,由于1848年法国的历史条件和局势,使得平庸而可笑的路易·波拿巴应时势而生,稳定了法国的局势和大资产阶级在法国的统治,成为当时法国的英雄。“小土地者抱有的‘拿破仑观念’”及“阶级斗争的形势”帮助路易·拿破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而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是波拿巴 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词句掩饰的力量对词句的力量的胜利”[12],显示出了路易·波拿巴借助时势建立起了自身的实力。

因此,在研究历史精英人物时,既要看到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到历史进程中的客观需要,又不能反对历史的偶然性,否认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过程所起的作用。 但是,偶然性受必然性制约,“时势造英雄”却不能“英雄造时势”,“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 大群众”[1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 应持的基本标准,是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在分析历史人物 方面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六、结语——坚持历史分析法马克思特别注重实践,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他的实践或是对历史实践的种种观察。同样,他也乐意将自己的理论放到实践中进行反复的验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一文就体现了他对理论的运用和检验。对于唯物史观这样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恩格斯的一句话概括的很到位,他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从马克思的《波拿巴》这部著作中,我们提炼出的历史分析法要求我们——在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一定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 历史条件、生产力状况等因素出发。要尊重历史事实,如实反映历史人物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不能用现代的眼光过分夸大或贬低前人,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评价,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历史作用,有时甚至会有性质相反的作用。

历史分析法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要求,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强调了矛盾具有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认为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看待历史,即使一种科学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要求。

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 在具体历史研究过程中,则应当采用具体的研究方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体现了阶级分析法、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总体和系统性的研究方法、 科学假说与证实法等多种跨史学的和跨学科的方法。 因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在坚持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性原则的指导下, 可以将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在对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分析时, 马克思在著作的最后一句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 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结果,路易·波拿巴黄袍加身二十年后,1969年的巴黎无产阶级革命推倒了拿破仑一世的铜像,马克思写的第二版序言中提到:“这句话已经实现了。”马克思运用法则归纳式和科学的演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 给其著作带来了 惊人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因此,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或许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采取相应的方法,在阐明历史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发挥历史的借鉴功用,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为社会实践提供指导。 在研究过程中,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与相应的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 充分发挥出历史研究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第三版

[2]齐世荣.世界近代史·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庞卓恒.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4][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5][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

[6][俄]列宁.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用唯物史观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典范——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梅荣政

[8] “浅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历史研究”,刘鹏 曾艳

批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第 593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第 611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第 6159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124

[5]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126

[6]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210

[7]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8. P119

[8] [俄]列宁.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P10.

[9]庞卓恒.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P21

[10]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61.P150

[11]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61.P155

[12]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P214

[13] [俄]列宁.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P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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